青年刑辩律师如何看待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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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青年刑辩律师聊起多读刑事判决书对刑辩实务是否有作用。不可否认，多读判决书，对律师实务有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在目前判决书网上公布的情况下，通过多读判决书，可以对某一类案件的定罪、量刑等方面做出一定程度的大数据分析。很多律师通过对某类型罪名的判决书进行大数据分析并形成的报告提交法庭，已成为一种常用的辩护方法。从这个意义来讲，多读判决书，对初学者来说，不失为学习之门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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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网络上有关于台湾民法学术泰斗王泽鉴老师的文章，说王老师每天都坚持阅读判决书，并坚持从判决书中提炼学术问题，进行类型化处理，他的每一篇文章背后，都有着数百篇判决书的支撑。刑法上，陈兴良教授的判例教义学也往往是通过对法院判决的再认识，提炼某些法学主题进行论述。在判决书充分说理的情况下，确实是学习的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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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判决书说理部分大多不充分，很多判决书如同流水线上的产品高度模式化，读这些判决书，往往味同嚼蜡，其作用也十分有限。除了大数据分析外，若试图从这些判决书中获得刑辩律师实务精进之道，似乎有点缘木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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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刑事判决书，固定模式过于明显，不管这判决书是9页还是900页，除了一些个人信息的堆积，起诉书的摘抄，证据的罗列，辩护意见的提炼(更多时候并没有全部提炼)，之后就是高度抽象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很少看到有判决书对证据的“确实”与“充分”进行分析，而这往往才是青年刑辩律师应当且渴望关注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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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份判决书结论多于分析，权威大于说理，其研究的作用就十分有限。中央三令五申判决书要说理，其效果依然不佳，可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然，总有例外，如在社会上影响较大的案件(关注度高)，控辩审三方都予以重视，判决书说理，就会显得多些笔墨。而这类判决书是值得青年律师学习和揣摩，研究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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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某些伟大的判决书，真正的精彩在于异议部分，那么我们的判决，其精彩往往在于副卷。副卷之中自有乾坤。但副卷并不公于之当事人和律师，判决书对于副卷只字未提，似乎从来就没有发生过，更何况法院内部很多关于审理某类案件的会议纪要和细则。而这些纪要和细则相比法律，对法官来说，方便而实用得多。更何况，这些会议纪要和细则，并没有反映在判决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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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检法系统的工作人员自称司法民工。固然，有其谦逊成分。案件繁多，人手不够，是目前司法环境多年也未曾解决的问题，这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日益影响着司法的公正性。但如果因为人手不够而导致判决书不说理或者少说理，效率与公平的问题会进一步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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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也在于逻辑。没有足够充分说理的判决书，其推论的逻辑是不清晰的，不清晰的逻辑分析，对于一份判决书无疑是致命的。它不仅影响着司法的公信力，长期以往，也影响着我国法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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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刑辩律师实务而言，判决书上高度浓缩的辩护意见，于初学者，很难学到辩护的思路。如何沟通，如何分析证据，如何通过阅卷发现案件的细节，如何制定辩护策略，如何提申请，提哪些申请，如何写辩护词等等，这些才是辩护的扎实工作。如果缺乏这些辩护扎实工作，就算你看过无数判决书上高度浓缩的辩护意见，也许也辩不好一个案子。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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