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损害赔偿”实务研究（上）

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人民法院受理精神损害赔偿案件日益增多，公众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认知出现大量误差，为了充分认识精神损害赔偿的重要意义，笔者从实务角度结合《民法典》及相关法律、司法解释对“精神损害赔偿”进行逐一分析。

法律定义

“精神损害赔偿”是自然人因其人身权利受到不法侵害，使其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受到损害或遭受精神痛苦等无形损害，要求侵权人通过支付当事人一定的金钱财物来抚慰被侵权人，惩罚侵权行为的责任方式。

可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定情形

“精神损害赔偿”采用“法定主义”，仅限于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形。法律并无明文规定的，不得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根据《侵权责任法》第22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7号，以下简称“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1—4条的规定，自然人的下列五类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遭受侵害，且遭受严重精神损害的，受害人或者其近亲属有权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一、一般人格权（《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1条第一款第（三）项）；

二、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荣誉权等八种具体人格权（《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1条第一款第（一）、（二）项以及第二款）；

三、两种身份权：亲权（《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2条、配偶权（《婚姻法》第46条）；

四、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遗骨等人格利益被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方式侵害的（《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3条、《民法总则》第185条）；

五、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品，因侵权行为而永久性灭失或者毁损，因此遭受严重精神损害的（《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4条）。

精神损害赔偿的排除情形

下列四种情况，因人身权益侵害而遭受精神损害的受害人只能主张“财产损害赔偿”，不能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一、法人、其他组织的人格权遭受侵害的；

二、加害给付中，受害人选择提起违约之诉而非提起侵权之诉的；

三、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后果的；

四、在侵权之诉中未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诉讼终结后基于同一事实另行起诉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

精神损害赔偿的注意情形

一、实施加害行为致人死亡或者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方式侵害死者的人格利益，死者的近亲属以自己的名义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时有顺序上的限制：第一顺序为配偶、父母、子女（可作为共同原告）；第二顺位为其他近亲属。仅在没有第一顺位的亲属时，第二顺位的近亲属才有权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7条）。

二、精神损害赔偿具有专属性，原则上不得转让或继承。但有例外之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18条规定，有下列两种情况，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可以转让或者继承：1、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2、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

司法实践中精神损害赔偿的主要裁判观点

一、因侵权行为导致他人在银行征信系统存有不良信用纪录，他人在姓名权受到侵犯、导致名誉受损的情况下，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8年第10期（总第144期）】

本案中，法院认为，王某因被告张某、信用卡中心的侵权行为，导致原告王某在银行征信系统存有不良信用纪录，该不良信用记录对王某从事商业活动及其他社会、经济活动具有重大不良影响。虽然在查清事实后，信用卡中心已经把王某的不良信用记录删除，但损害已经实际发生，给王某实际造成了精神上的痛苦，妨碍了其内心的安宁，其社会评价也必然因此而降低。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王某在姓名权受到侵犯、导致名誉受损的情况下，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

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严重影响受害人正常的工作、生活，导致其精神极度痛苦，属于造成精神损害严重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14年12月25日发布指导案例42号】

本案中，法院认为，朱红蔚被羁押875天，正常的家庭生活和公司经营也因此受到影响，导致其精神极度痛苦，应认定精神损害后果严重。对朱红蔚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自2005年朱红蔚被羁押以来深圳一和实业有限公司不能正常经营，朱红蔚之女患抑郁症未愈，以及粤高法〔2011〕382号《关于在国家赔偿工作中适用精神损害抚慰金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明确的广东省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参考标准，结合赔偿协商协调情况以及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等情况，确定为50000元。

作者：蒋博律师

（蒋博律师，执业律师，拥有证券从业资格、基金从业资格、会计从业资格，全球最大规模律师事务所、全球最具品牌知名度排名第二律师事务所（大成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大成劳动与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大成武汉刑事委员会委员，湖北省应对新冠疫情律师团成员，鄂州市楚商联合会法律顾问组律师，曾为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厅、湖北省政府法制办公室、湖北省工商业联合会、中国航天三江集团（央企）、北京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等政府、企事业单位提供法律服务。在中国，无罪判决率仅为万分之五点七（0.057%），本律师代理的刑事案件曾两次获得无罪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