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反垄断法修正案法规

《反垄断法修正案》在总则中明确提出了国家“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进一步突显了竞争政策对市场经济建设的重要性。

一、企业及个人违法责任的调整

新增罚款规定：针对上一年度没有销售额的经营者达成并实施垄断协议，罚款上限为500万元；经营者组织、帮助其他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的，罚款上限为上一年度销售额的10%；对达成垄断协议负有责任的个人（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罚款上限为100万元。

调整罚款数额：达成但未实施垄断协议以及行业协会组织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的，罚款上限从50万元调整为300万元；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的，罚款上限从50万元调整为，不具备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最高为500元，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最高为上一年度销售额的10%；拒绝提供材料，或者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隐匿、销毁、转移证据等，罚款上限从100万元调整为，最高上一年度销售额的1%，上一年度没有销售额或者销售额难以计算的，最高500万元。

增加“加倍处罚”制度：此次修订增加了对于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反垄断违法行为可按照上述规定的罚款数额的2倍以上5倍以下处以罚款。同时引入信用记录制度，将经营者违反《发垄断法》受到的行政处罚，记入信用记录，并向社会公示。

企业在《反垄断法修正案》生效后将面临更为显著的违法成本以及不断加强的执法趋势，特别是企业的高管可能需要承担个人责任（甚至是刑事责任）。因此需要对反垄断合规给予高度的重视，依据反垄断法评估自身业务经营合法性，通过制定和完善企业合规政策体系和文本制度、设立反垄断合规部门或负责人、开展反垄断合规培训和日常咨询等方式加强企业合规建设工作。

二、横向垄断协议增加组织者、帮助者的责任

《反垄断法修正案》新增规定：经营者不得组织其他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或者为其他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提供实质性帮助。《反垄断法》在修订前仅规定行业协会不得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从事反垄断法禁止的垄断行为（如固定价格、分割客户和市场、限制产量等横向垄断协议）。而对于行业协会以外其他实体（如上游厂商）组织、帮助竞争对手之间达成横向垄断协议的行为，则并没有相关法律依据追究其横向垄断协议责任。

《反垄断法修正案》填补了原来法律规定的空白，对经营者在组织、协助下游经营者或其他竞争对手之间的会议、活动或任何其他形式沟通时提出了更高的合规义务。

经营者在组织下游企业或其他竞争对手之间的会议、活动、微信群聊或其他形式的沟通时应注意防止竞争对手之间讨论有关其销售价格、客户、销量等竞争性敏感信息，甚至就此被判定为达成横向垄断协议。如在上述场景下注意到经销商之间讨论竞争性敏感信息或存在进一步协调动作的，应及时予以制止并提醒其潜在的反垄断合规风险。

三、纵向垄断协议新增安全港规定

《反垄断法修正案》进一步完善了纵向垄断协议的认定规则。对于法律明确列举的转售价格维持的纵向价格垄断实行推定违法和举证责任倒置，要求经营者就协议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进行举证。对于《反垄断法》中未明确列举的其他纵向协议行为（如跨区销售限制、独家经销等），则需要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在证明该等行为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前提下才能认定违法并进行处罚。

反垄断法修正案》对纵向垄断行为增加了“安全港”规则，规定经营者符合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规定的市场份额标准及其他条件的，法律不予禁止。值得注意的是《反垄断法修正案》中“安全港”规则仅适用于纵向垄断协议，而将横向价格垄断协议排除在“安全港”之外。

虽然《反垄断法修正案》赋予了当事人举证纵向价格垄断协议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权利，但当事人能够据此成功主张个案豁免的机率仍有待在未来法律实践中进行检验。此外，“安全港”规则的具体标准和适用程度也有待未来细化规则和执法实践的进一步明确。因此，企业在相关具体指引尚未明晰之前，对于纵向价格垄断这类风险程度较高的行为仍需保持审慎态度。

四、明确对互联网平台 的具体规定

《反垄断法修正案》在总则部分第九条规定了“经营者不得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资本优势以及平台规则等从事本法禁止的垄断行为”。此外，在第三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部分，《反垄断法修正案》在既有的禁止滥用行为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不得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以及平台规则等从事前款规定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强调，强化平台企业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监管，加强平台企业沉淀数据监管，规制大数据杀熟和算法歧视。随着《反垄断法修正案》的出台，可以预见平台经济领域未来仍将是反垄断执法的重点领域。互联网平台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应对数据、算法、技术以及平台规则进行全面的合规审查，避免上述手段被用作达成垄断协议的工具；并应适时评估自身市场力量、制定正常合理的经营规则，防止实施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算法歧视等滥用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