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损害司法鉴定缘何成为老大难?

今年74岁的张元某(化名)是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人，2015年8月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手术使其走上了反复治疗的道路，以及接下来漫长的医疗侵权诉讼之路。自2016年12月提起诉讼一来，案件至今悬而未决，卡在其中是一份重要证据：医疗损害司法鉴定尚未形成结论。

　鉴定时间长：机构人手不足分身乏术

　案件数量大：不少机构选择暂停此类鉴定

　鉴定投诉多：两头不讨好间或遇“鉴闹”

　　“本鉴定中心的投诉中有80%的投诉都和医疗损害鉴定相关。”罗斌无奈的告诉记者，“鉴定结果对哪一方不利，哪一方就会有意见，有时候甚至医方和患方都不满意。”鉴定结果如对医院不利，他会找很多专家在法庭上去和你争，对患方不利时，患方直接无理取闹骚扰你。

　　罗斌向记者展示了几张他被投诉的文件来函，每逢被投诉，他需要把情况再重新描述出来，做出书面解释，无形中又加大了工作量。然而这种投诉还算是文明的，最怕的是有些患方失去理智，从“医闹”变成了“鉴闹”。

　　“定医院过错高还好一点，要是医院确实没过错，我们定医院没参与度(“参与度”指被诉对象在诉讼损害结果的介入程度或所起作用的大小)时，有的患者会非理性地鉴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王慧君对医疗损害鉴定之难发表过看法。

　　作为国家级鉴定中心，中山大学鉴定中心总是接收到许多疑难杂案，也常碰到“鉴闹”。

　　“听证会上让专家、医方和患方一起面对面的谈，因为当面谈能听出争议焦点，兼听则明，这是比较合理的方式。但是现在很多专家都不愿意在患方面前露脸，因为患方情绪激动会做出很多不理智行为。”罗斌告诉记者。

　　2016年，罗斌曾请中山大学医学院放射科的某位教授协同会诊，对鉴定案件出具专业意见。哪知当事人找到了该系教授，并三番两次的闹，声称要拿汽油淋人。这事导致教授家都不敢回，对上班充满畏惧感。

　　“我们这种小年轻如果碰到威胁、恐吓的这类当事人，肯定吓得不知道如何应对。”作为罗斌的学生和助理陈燕嫦，佩服罗老师身经百战之余，想起这种事还是心有戚戚然。

　　还曾有这样一件事，某起案件的当事人得知鉴定结论对自己不利，便站在该鉴定机构窗台上要往下跳。被逼之下，鉴定人违心的将鉴定结果修改成对医方不利。该鉴定人表示，这辈子都不会安心。

　　“心里一杆秤称出鉴定对错，手中一把尺量出鉴定取舍。”针对上述事件，罗斌指出严格依据事实和法律进行司法鉴定活动、坚守司法鉴定人心中的职业道德、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重要性。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实务中，医疗损害鉴定还存在着更多深层次问题，如听证会的必要性：当事人参与度低的话，则医患双方存在对鉴定过程不清楚，对鉴定结论不理解;如医疗损害鉴定程序的启动问题：目前当事人无法启动鉴定，仅有申请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的权利，且被拒绝后再无救济途径。

　　此外，医学会与司法鉴定中心两种鉴定模式并存的“二元制”现象，也多为学者诟病。

　　是否需要强化当事人鉴定程序启动权?是否将听证会作为固定程序具体化?以及实行异地鉴定等?相关专家指出，目前，制订更加科学的医疗损害鉴定制度迫在眉睫。只有改善医疗损害鉴定的运作模式，优化鉴定程序，才能让这项关乎重大民生的制度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

　　“解决医疗纠纷是一个痛苦的问题，但需要在痛苦中往前推。之所以痛苦，就因为医疗纠纷涉及到人身基本权利。”法治广东研究中心主任、广东省委党校教授、从事医事法学研究的宋儒亮博士对此有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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